在司法實踐中，以單位名義詐騙單位利益的情況屢見不鮮。但由于我國刑法沒有規(guī)定單位可以成為詐騙罪的主體，這種行為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犯罪，對打擊犯罪、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造成不利因素。公司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在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對此，本文認為詐騙罪應增加單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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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詐騙罪增犯罪的法律意義。

增加單位犯罪的實質意義是以單位名義對單位利益實施嚴重的社會危害。是否需要追究單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一)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的詐騙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懲罰

判斷某一行為是否受到懲罰，取決于兩點:一是該行為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第二，這種行為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以單位名義對單位利益實施嚴重的社會危害行為，不能以單位名義消除嚴重的社會危害。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嚴重社會危害行為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刑法沒有將此行為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完全具備追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刑事責任的條件。其次，犯罪的本質是侵犯法益，而不是行為人的利益。就法益侵犯而言，單位集體實施的嚴重社會危害行為與單純自然人實施的嚴重社會危害行為沒有質的區(qū)別。

(二)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詐騙具有社會危害性

為了單位利益、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行為，雖然單位詐騙的事實的存在，但單位實施了詐騙行為不等于刑法意義上的單位犯罪。我國《刑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睆闹锌梢钥闯?，并非一切單位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都是犯罪，只有“法律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的才是單位犯罪。既然刑法沒有規(guī)定單位可以成為詐騙罪、故意殺人罪等罪名的主體，因此不能認定類似案件屬于單位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對單位進行刑事處罰。

2.詐騙罪增加單位犯罪的實際意義

是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詐騙。雖然現行刑法沒有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不能追究單位刑事責任，但仍可根據現行刑法的有關規(guī)定，只追究單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增設單位詐騙罪有可罰性理論基礎。

(1)從單位與其內部成員的關系來看，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欺詐奠定了可罰性理論基礎的事實包含了自然人行為，因為任何單位行為都必須由自然人實施。即使是單位詐騙殺人，由于單位沒有行為能力，其行為必須由自然人具體完成。但由于自然人的行為屬于單位成員和為單位謀取利益的主觀故意，自然人的行為不是簡單的自然人犯罪，而是被單位犯罪所吸收。對于具有雙重行為性質的事實，我國刑法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一種是雙罰制，即將這種被單位犯罪故意吸收的自然人犯罪規(guī)定為單位犯罪，重點是懲罰和教育單位犯罪，而自然人只屬于附帶的刑事責任主體；第二，只懲罰自然人。為單位利益實施的欺詐行為屬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單位欺詐犯罪的故意，但由于刑事立法沒有將單位納入犯罪主體，不能對單位進行處罰。但單位詐騙事實中相對獨立的自然人詐騙行為，只要成立犯罪事實，就表明是單位利益實施的詐騙，單位故意犯罪事實中包含的自然人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具有懲罰性。只是因為刑法典規(guī)定，單位沒有受到懲罰，只注重自然人的處罰。因此，自然人詐騙事實被單位詐騙事實吸收的情況不符合詐騙罪的主要要件，不能否認構成詐騙罪。

(二)從單位成員意志和利益與單位意志和利益的關系來看，以單位名義對單位利益進行詐騙，具有可罰性理論基礎的單位成員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在于其意志的相對獨立性和與單位利益的相對一致性。首先，單位成員的意志相對獨立。單位作為組織者，有自己獨立的意識和行為能力。單位的意識和能力來源于單位成員的意識和能力，是其整體成員意識和行為的整合或升華。雖然單位成員的意識和行為是通過決策程序被單位組織的意識和行為吸收的，而不是代表，但成員的個人意識和行為能力是不存在的，也是相對獨立的。即使單位成員需要依靠單位的整體力量而存在，單位成員的意志，尤其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單位成員的意識，對單位整體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在單位實施具體行為的過程中，單位成員有相對自由的意識表達和行為選擇權，有一定的期望合法行為的可能性。正是因為單位成員有相對自由的意識和行為選擇權，單位成員也因為自己的選擇而犯罪。體現在單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即追究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體現在單位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單位成員因自身行為的相對獨立性被評為犯罪。其次，單位成員與單位利益相對一致。單位成員為單位利益做出的和殺人行為也包括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單位利益的實現過程實際上反映了部分單位成員的一部分利益。

(三)根據我國現行刑法及相關法律法規(guī)，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詐騙奠定了可罰性實踐基礎。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應當以詐騙罪追究上述人員的刑事責任。從新舊刑法中司法解釋的對比可以看出，舊刑法對集體和單位實施的詐騙等犯罪，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雖然舊刑法典沒有規(guī)定單位犯罪行為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guī)定，單位集體詐騙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為什么在新刑法中設單位犯罪可以成為部分犯罪主體后，不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是由罪刑法定原則決定的，即舊刑法沒有實行罪刑法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做出這樣的司法解釋。新刑法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但未將上述司法解釋吸收為刑法規(guī)范，無法繼續(xù)做出這種解釋。但舊刑法只規(guī)定了嚴格的司法類推制度，不允許任何人和任何機關做出一般的類推解釋。以前司法機關對單位集體詐騙的規(guī)定既不是司法類推，也不是類推解釋?？梢娺@與罪行的法定原則沒有直接關系。事實上，新刑法頒布后的一些司法解釋也證明了這一點。2002年8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單位有關人員組織實施盜竊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規(guī)定，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情節(jié)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盜竊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因此，筆者認為，以單位名義、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明顯侵犯了刑法保護的法益，具有實質性的可罰性；無論是從單位行為與自然人行為的關系，還是從單位成員意志和利益與單位意志和利益的關系來看，以單位名義實施嚴重的社會危害行為，都具有刑法理論上的可罰性。

3.詐騙罪追究單位犯罪的立法建議

雖然認為以單位名義實施單位利益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仍建議在今后的刑法修改中增加單位詐騙等單位犯罪。理由如下:

1。只處罰單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可能放縱實施嚴重社會危害行為的單位。單位成員以單位名義實施嚴重的社會危害行為，不僅體現了單位成員的意志，也體現了單位的整體意志和整體利益。具有主觀惡性的不僅僅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行為的單位主管和直接責任人，還有作為整體的單位；獲取利益的不僅僅是實施嚴重社會危害行為的單位主管和直接責任人，還有作為整體的單位。因此，這種行為只處罰個人，不處罰單位，違反了自責原則。

2.根據現行刑法，處罰單位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不能完全體現適應罪刑的原則。由于新舊刑法的交替，一些案件會出現如何量刑的問題。1997年新刑法頒布后，詐騙數額特別大的，應當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但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單位名義進行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金額在20萬元至30萬元以上的，依照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guī)定追究上述人員的責任。(第一百五十二條慣竊、慣騙、盜竊、詐騙、搶奪公私財產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司法解釋中有人認為尚未廢止，舊刑法詐騙罪數額巨大，被告人只能被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是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的詐騙行為。犯罪所得歸單位使用或者用于本單位的生產經營活動。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單位犯罪追訴標準高于自然人犯罪，單位犯罪中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的處罰比自然人犯罪輕。如果被告人在沒有規(guī)定單位詐騙罪的情況下被追究詐騙罪，無論是新刑法還是舊刑法，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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